中国的FTZ 2.0和西方的自由贸易区有什么差距

作者:张默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走到十字路口。

面对新的全球形势,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反对还是合作?你选择参与治理还是选择独处?世界历史证明,哪里有开放的渠道,哪里就有经济繁荣的源泉。

面对单边主义的“逆流”,推进新的开放经济体系,提升FTZ战略,构建制度框架,将为中国赢得主动权。

自2013年9月上海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引领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和探索,并在制度创新方面积累了一些成果。

此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版图逐步扩大,包括2015年设立的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区,2017年设立的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自由贸易区,以及2018年设立的海南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然而,中国没有多少地区能与世界先进的自由区相媲美。

原因是在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体系、监管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自由化程度相对较低。

特别是,当前的FTZ不是税收价值的下降。它基本上遵循FTZ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和保税加工。其减税功能不突出。

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变化是全球经济秩序大调整大转变的突出表现。

自2018年以来,签署了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如《全面和渐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与欧盟(EPA)、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USMCA)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l)。

与此同时,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构建,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劳动与环境保护、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趋势等领域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相继建立了几个自由贸易区。

包括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港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示范区和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迄今为止,中国先后建成了三批18个自由贸易区,形成了南北、东西、海陆、内外联动的新型开放格局,催生了自由贸易区战略2.0版。

FTZ战略2.0版和1.0版有什么不同?与过去相比,更加注重“制度优先”:内部,转变政府审批方式,推行“负面清单”,同时推进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的贸易监管体系、以资本账户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体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进出监管基本体系,营造更加自由便捷的经营环境;对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并领导世界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进一步探索形成面向未来的高层次自由贸易区体系框架。

FTZ不仅应该是自由贸易的高地,也应该是制度创新的高地。

我们要努力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创新市场准入机制,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建议给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并探索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这种“自主性”体现在前面分析的“系统第一”,强调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国际高标准的标杆管理。

自1547年意大利在热那亚建立第一个现代自由贸易港以来,世界上已有600多个自由贸易港,如香港、新加坡、迪拜、汉堡、纽约、伦敦、鹿特丹和巴拿马。

凭借税收和其他领域的优惠政策及其在服务贸易中的独特优势,它们已成为主导国际贸易的枢纽、配送中心和贸易中心。

目前,全球自由贸易港口体系基本上是根据《京都公约》的要求和各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目的是实现贸易、投资、人员和信息自由。

随着自由贸易港遍地开花,倡导“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30”原则正在成为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沿问题。

特朗普在G7加拿大峰会上首次提出“30”目标,并将美国和欧洲对非汽车工业产品取消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写入美国和欧洲2018年7月发布的联合声明。

虽然目前的提案都是“待定”,但它们也揭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有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延续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关税条款,并致力于将关税水平降至零。

可以预见,“30”原则不仅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消除政策扭曲,而且将大大增强该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的自由贸易区和新的自由贸易区目前没有完全免税,也没有“30”的战略措施。这是中国版的自由贸易区和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差距。

如果税制调整能够在FTZ的改革中实施,有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的制度性因素,并且从长远来看,必将产生更持久的贸易增长动力。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FTZ的战略规划需要利用改革。

原标题: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从1.0升级到2.0本文是《中美聚焦》专栏作家的原创文章。版权属于作者和中美焦点。如果您需要重印,请联系中美焦点微信公众号并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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